参见：王利明我国侵权责任法的体系构建——以救济法为中心的思考，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42]郑广怀：《劳工权益与安抚型国家——以珠江三角洲农民工为例》，《开放时代》2010年第5期，第27-38页。2005年《信访条例》即对逐级上访和依法上访做出相应规定，即信访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向依法有权处理的本级或者上一级机关提出。
然而对于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而言，维护稳定的政策目标被化简为地区群体性事件数量或非正常上访数量等指标，并能够动用地方财政资源或行政权力，以更具适应性和策略性的处置方式实现稳控目标。为获得更加丰富的实证材料，本文作者于2013-2014年共5次赴S县信访部门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参考了相关政策文件、规章办法、统计数据、书面上访材料，查阅了该县基层信访部门报送的《信访情况》、群众工作典型案例档案与行政诉讼文本资料，并同该县下属5个乡镇共计8名基层工作人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访谈。例如基层信访部门几次在答复意见中提到，上访人重复信访、甚至越级上访的行为违背了国家对依法、逐级上访的相关规定。具体讨论可见，李连江、欧博文：《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载吴毅主编：《乡村中国评论》2008年第3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例如在本文案例中，老民办教师提出的落实待遇、办理退休诉求缺乏明确政策依据，却要求基层政府有政策的要执行、没有政策的要考虑制定相关政策，[36]对于基层信访部门而言，这一要求显然是不现实的。
在当代中国的具体情境下，基层民众的利益表达过程并非单纯的情绪释放，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受制于外部的制度设定。在最初受理信访案件之后，信访部门会对信访诉求涉及的领域加以分类，将其交办到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信访部门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案件交办与信息传递。孟德斯鸠指出：我应该指出，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的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说，爱平等。
法国现行宪法甚至没有使用司法权一词，而是采用司法机构和审判权，用职能代替权力。[33]（P1476） 再次，民主集中制须发挥立法机关的作用。我国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在自由主义夸大立法机关敌意的基础上与违宪审查续缘，而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相信立法者和其他机构一样，热爱国家，拥有善意与政治忠诚，维护宪法尊严，保护人民权利。[16]（P107）在随后的两百多年时间里，直至20世纪中叶戴高乐改组法国宪法打击议会，法国宪法一直奉行议会中心主义，既拒绝法官进行合宪性审查，也否定法官释法。
在对行政权特征的描述中，汉密尔顿说道：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需要提出更多的论点与实例。宪法是法律的一部分，不为法院所独占。
坚持我国宪法传统和基本政治原则，完善社会主义中国宪法实施机制，还需要立足本土，在探索的基础上不断再问题化。其三，宪法需要立法者去做什么，而非仅仅禁止立法者做什么。[31]（P1070）中国宪法认为权利是政治动员的结果，也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对比的产物，法院不具有将政治事实转变为宪法价值的能力。[9]司法能动主义主要用来扩展基本权利保护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
他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寄托于民主的政治机关，而非法院，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哈特心目种的民主。在中世纪，所有权力来自神、自然或者习惯，人并不具有创造法律的能力，人类仅仅是发现和实施既定的意志。[26]（P11）不仅在伊利眼里，美国多数人将代议制民主等同于共和民主，这一体制早在制宪之初的辩论中就已经确定，突出体现在《联邦党人文集》中。西方政体（包括美国）近来的一些发展已经使人们注意到，宪法规范并不必然由法院实施。
桑斯坦著有《新共和》《超越共和主义复兴》，阿克曼著有《我们人民》三部曲，米歇尔曼著有《法律共和国》。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
[32]（P649）毛泽东鲜明地指出，多数人而非少数人的统治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是一个如何翻译、形成和精炼宪法的过程。
守护宪法的主要责任由人民和他们的代表承担，而法院只发挥着次要的作用。③司法审查的重心不在于宣布法律违宪，而是关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的程序是否公正，是否所有相关利益群体都有机会并且实际参与了法律制定。本文拟通过揭示消极宪法的防御特征，探讨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弊端，挖掘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宪法传统的积极力量。[30] 五、社会主义宪法与政治实施 司法立宪主义与我国宪法不相兼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的各机关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力量。[14]（P423）美国宪法学家凯斯·R.桑斯坦对美国宪法的个人主义背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美国宪法缺少第二权利法案的第二种解释就是深厚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崇尚免予政府干预的个人自由。必须牢记的是……应永远假设这个机构具有美德、常识和适当知识。
这一等式延续如下逻辑：共和而非君主的统治的基础是人民主权，代议制民主是其制度形式，其逻辑前提是人人具有自治能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定期选举。不仅仅是对立法机关的禁止，还是对法律的保障。
宪法不仅仅由司法机关解释，立法机关拥有解释宪法的能力。二、共和与积极宪法 共和理念迥然有别于自由主义对个人和国家形象的负面设定。
对应这一认识，我国宪法文本几乎在所有地方，包括序言、总纲和基本权利部分承认国家在促进美好生活方面的积极义务，这即为宪法对立法机关的授权（mandate）、委托和命令。[31]（P1056） 其次，人民主权是国家赖以建立的政治哲学和基本原则。
[1]设若没有强大的权力，自由无从保障，这意味着权力不仅是自由的敌人和竞争者，还是自由的朋友。美国学者撰写的《作为圣经的宪法》形象地描写了宪法在世俗社会的神圣地位。这一复杂的设计将对权力的信任和怀疑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对多数人的信任和少数人的保护。自由主义的违宪审查视民主的立法机关为自由的敌人，通过假定法律邪恶，禁止立法机关制定法律，限制立法机关的立法范围，抑制民主的能动力量。
②正是这种美国人发明的议会听命于宪法的思想终结了议会至上。[3]美国建国之父们在不同时期详尽阐述政府的重要性。
同时，积极宪法不意味着不关注少数人权利，在共和国里极其重要的是，不仅要保护社会防止统治者的压迫。这意味着必须摆脱法律罪恶的认识：法律不是连续不变的理性叙事，而是政治的和矛盾的。
另一种是做得太少因此太软弱。如果共和代议制政府侵犯了少数人的权利，法院必须予以矫正，这使得司法审查慎言违宪，且以吸取社会价值的方式裁决法律。
国会在宪法之下不仅仅是人民主权的体现，而是反映代替王权的共和宪法居于至上地位，立法者被假定为公共福利、抵制党派、受美德统治的政治家。（甚至在最高法院，我估计我们碰到的问题只有不到1/5属于宪法性问题——如果排除刑事案件的话或许会不到1/20。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三项规定：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立法权与法律之限制。在国家与个人、权力与自由的关系上，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国家视为手段，充分体现在美国1776独立宣言和法国1789年《人权序言》中。
权利的来源既非神，亦非理性，更非习惯，而是自然。[25]这意味着以下概念须被树立：依赖法律而非抵制法律。
[2]（P356）曾经担任首席法官的詹姆斯·威尔逊则以二分法评价：坏政府只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做得太多因此太压迫。首先，立法被用以保护权利，而不仅仅是制定限制权利的法律。
而主张政治宪政主义的人则将这里的重点颠倒了过来。④参见：马来西亚首席大法官艾哈麦德·法鲁兹：《马来西亚宪法的最新发展》，甘超英译，2006年3月13日在新加坡最高法院大礼堂所作的第19次《新加坡法律评论》公共讲座，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ArticleHtml/Article_35813.shtml，2017年11月22日访问。
